鄉居歲月

「過去是一個陌生的國度，我迫切的需要一紙出境簽證。」--Andrew Taylor

再次走入會談室，是從日本回來的七個月以後。

「急診室之旅」似乎是那兩年間我的寫照。在日本，遠離家人，交一群新的朋友，沒有人知道我的過去。我可以以「depression-free」的身份和別人來往。但我心中的空虛，卻沒有任何事情可以代替。腦中的大問號，也未曾得到解答。回到台灣，又陷入那個我急於逃離的環境。但是這一次，我決定再試一次，再給自己一個機會。

有一次，一個住院醫師看我密密麻麻的病歷，問我為什麼不做會談。我據實以告：「太痛苦了」。他說，你可以試試這位醫師，他是高手。我抱著存疑的態度，卻將這位「高手」的名字記了下來。

十月份，我收到英國學校的通知，下一年度可以入學。我欣喜若狂，揮舞著入學通知，告訴媽媽：「是愛丁堡，愛丁堡耶！是英國四大名校之一耶！」

目的國有了，但我仍然需要那紙出境簽證。

因為終於有了一個目標，我開始下決心，利用這一年的時間，重回會談室。畢竟，再怎麼痛苦，也只有一年的時間。看的到終點的痛苦，讓人有一股錯覺，以為可以承受。

於是我去掛了S醫師的「青少年門診」。說明來意，評估我的情形之後，S醫師表示，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，我一定要離開，可能不是很安全的事。畢竟會談的過程中有很多的變數是無法預測的。他解釋說，就像我要幫你游到對岸，沒有足夠的時間，對岸還沒到，你就淹死了。每星期我都到他的門診去，真的是哭著求他：「你不救我，誰能救我？」「我真的不能這樣下去」「也許等我要去英國的時候，我還沒有游到對岸，可是也許我可以在一個小島上休息也說不定」總之，我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求他。我想，那時的我，必定是極度絕望的吧，才會將所有的希望寄託在一個陌生人身上。有趣的是，十年後，S醫師告訴我，他也冒了很大的險，不過，那是後話了。

那是1994年，民國八十三年。我之所以要提時間，是因為十年前的台灣社會對憂鬱症既不瞭解，也沒有「接受度」可言。我為了要能夠在上班時間去做會談，只好放棄一般上班族的工作，找可以輪班的工作。事實上，那時朋友介紹我去當時蠻有規模的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當秘書，以我的學經歷，是綽綽有餘。而且是美商，在還沒有實施週休二日的台灣，條件算是優渥。對著看似親切的人事經理，眼看工作已經談好了，我緩緩了提出一個明知不可能的要求：我有憂鬱症，能不能讓我每星期五下午去跟醫生做會談？使我退縮的並不是她對於這個不合理要求的拒絕，而是她的一句話：「你大概是時間太多，像我們這樣忙得天翻地覆，根本沒時間有憂鬱症。」

悲哀的是，這句話我後來又聽過一次，而且是從親密愛人的口中。

總之，最後我找了一個在五星級飯店的工作。說好聽一點是「儲備幹部」，其實就是端盤子。每天八個小時，站七個小時。一直到今天，我都盡量對服務生好一點，不為什麼，只是我永遠記得上班第一天回家，腳真的不是我的。我真的不知道有人如何能經年累月的做。

而我，從此沒有了週末。每週一天的休假就奉獻給了S醫師。每個星期五下午四點，我到城市的另一頭，一個我不熟悉的地方，穿過一棟又一棟的病房大樓，到達那個在院區最裡面的精神科。至今我還記得，從院區外下車到精神科至少要走十五分鐘，人來人往，我總是低著頭，行色匆匆的走完這一段路。就怕碰到認識的人問我：「咦，你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在那裡，有一個房間，什麼裝飾也沒有。有一個小時的時間，我要用來取得這紙出境簽證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記得的是，我好像一個孩子，S醫師好像一面鏡子。大部分的時間，我似乎是在自問自答，我知道自己將要進入的，是一個可怕的地方。但就像進鬼屋一樣，即使害怕也要強裝鎮定。所以我就一邊告訴自己，不要害怕，一邊對著自己描述裡面的景色。是的，這其實是我一個人的旅程，S醫師好像在麥克風的另一頭，聽我描述。唯一的安全感是，如果真的有危險，他會來救我。這是唯一我走的下去的原因。

還有啦。還有一個原因是，會談室裡不能抽煙，我每次都問可不可以去樓下的Burger King 做會談，他每次都說，也許吧。為了這個也許，我就一直做下去。每次他會用紙杯裝一杯熱茶給我，大概不到五分鐘我就會喝完了，剩下的五十五分鐘，那個紙杯會在我手裡成為一堆碎紙片。

有時候我會鬧情緒，拒絕開口。是我二十六歲生日那一天，整整一個小時，我一句話也沒說。直到時間快到了，我才遞了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：「今天是我生日」。

星期五下午，會談室，S醫師，一杯熱茶，一個小時，那時的生命中，唯一如磐石般，不變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