鄉居歲月

「To be shocked at how deep rejection hurts is to ignore what acceptance involves」-- Alain de Botton 哲學的慰藉

在愛丁堡的第一個學期，我的確是在另一個世界，悲慘世界。課業上的困難還沒有顯現出來，我只是認真的去上那些聽起來似懂非懂的課。生活上，我交了一些好朋友，有的到現在都還有聯絡。但我的私生活仍有一些所謂「不可告人」的部分，每星期我還是坐公車到城的另一頭去做夢境治療。巧的是，它的地點就在當時最大的中國超市的旁邊，於是我又開始那種不想碰到人以免被問「你來買菜嗎怎麼什麼都沒買？」的尷尬。我也參加了台灣同學會，也跟人家去聚餐，打屁。也跟宿舍的朋友一起去pub喝酒，儼然融入了學生生活。

由於我拿的是條件式入學，條件是在第一年修完系上指定的三個學科第二年才能念碩士。當時的我對這些並不是很清楚。系上指定的科目有一科我不是很有興趣，便去換了社會語言學來念。等聖誕節回來，第二學期開始，我開始詢問如何升到碩士班。答案是詳情要問系主任。我有上系主任的課，他一口濃重的格拉斯哥口音，第一堂上完我只覺得有聽沒有懂。總而言之，我帶著發回來的作業，去見這位真正的教授。

那是一個星期五的下午，冬天的愛丁堡，下午三點半已天色全黑。他首先很不高興我為什麼沒有上他指定的科目，我囁嚅的說，我的導師說我可以換，他說我的導師懂個屁，這些科目是為了我上碩士班而做的準備，不能隨便更改。然後他看看我呈上的作業，不屑的往桌上一丟，說：「如果你最好的水準只有這樣，你現在就可以打包回家了」。

我不太記得我有沒有嘗試解釋出國之前，我最多只有寫過兩百五十字的作文，根本不知道兩千字的作業要怎麼寫。我只記得我低著頭走出辦公室，走入週末下班的人潮，嘴裡唸著，我不要回家，我不要回家，我不要回家‧‧‧

那天晚上，我就吃藥了。

宿舍裡的一群大學生，平日大家嘻嘻鬧鬧，遇到這種事，卻都慌了。我並沒有告訴家人發生什麼事，但也無法想出解決的辦法。書是唸不下去了，家卻回不去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

一天晚上，在一陣歇斯底里之中，我如何也要找到我的家醫布朗先生，我的力量已耗盡，我需要一個庇護所。布郎先生答應來接我。那是星期日的清晨，他把我載到愛丁堡的精神病院，把我留給那裡的護士。至於我為什麼沒有住院，連我也不記得。我只記得護士一直要我冷靜，卻又必須問我一堆問題評估我的情形。情急之下，我轉友為敵，堅持要離開。一月底二月初的冬日清晨，我拿著煙的手開始顫抖。計程車來時，問我去哪裡。我本想要他載我去市郊的海灣大橋，想想這樣太明顯了。便要求被載去亞瑟山頂。在車裡我一根接一根的抽著煙，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，我果然是要死在英國，那就死吧，反正已走投無路，如果可以解脫，那就死吧。

幾年後，當我有機會真的爬上山頂，我不禁嘲笑自己：這樣跳下去會死喔？是很陡沒有錯，但並不是那種跳下去會直直摔死的那種懸崖。也還好幾年前的那一天，當我們開到山下，發現週日汽車不能開上山，只好掉頭回宿舍。我是很想死，但要我一個人從山下走上去，嗯，好像又沒那麼想死了。

還沒完。

回到宿舍的我，去找對門一個當時還蠻熟的台灣學生。我其實不知道，大家都才二十出頭，誰也不敢碰我。面對孤立與無助，我知道的解脫只有藥物。星期日的中午，我被醫護人員從四樓扛到樓下，上了救護車。

到醫院來看我的，是學校Chaplaincy Service的人。在那期間，我受到的幫助，都是來自陌生人。

那時已接近農曆新年。反正課也不用上了，我決定往高地去。除夕那天是二月六號，我人其實在Fort Williams 等著轉車。外面天已黑了，雪不停的下。我找了一個公用電話，打電話回家。媽媽問我有沒有跟朋友去聚餐，我說有。

幾天的休養，決定嘗試轉系的可能性。山不轉路轉。我的簽證還有一年半，暫時還不必擔心無處去。然而，當我從高地回來，卻收到宿舍辦公室的一封信。原來，我的室友們到辦公室去投訴，希望我不要繼續再住下去。

現在的我當然是可以理解的，然而對當時的我而言，那不啻是落井下石。辦公室的人是很同情我的處境，但他們也要考慮到，其他人是來求學的，不應該擔心宿舍裡住了一個精神狀況不穩定的人。如果我的十一個室友都同意我留下來，我就可以繼續住。

問到第三個，我就決定離開了。